在不少国产影片中，同样会以这样的“慢”去展现老人的状态，由此回眸生活的种种，导演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创作视角为观众提供思考老年生活的窗口。无论是马俪文的《我们俩》、乌兰塔娜的《暖春》、哈斯朝鲁的《剃头匠》，还是许鞍华的《桃姐》、张涛的《喜丧》，抑或李睿珺的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、王全乐《空巢·归鸿》等老年题材电影，或多或少暗合了这种逻辑。如在《我们俩》中，女孩去探望房东老太太，画面并不是二人的寒暄和对话，而是展示进门、牵手、落泪、拿东西等动作。在克制的镜头下，最为朴实的动作反而表达了情感，得意而忘言。女孩走后，画面切换为雪景与连绵的树林，长镜头下的连绵森林恰好指向了老人生命的最后归宿——回归于生命的岑寂。在老年题材电影中，导演往往隐忍克制，拒斥过度的煽情，以长镜头的形式展现时间、生命与情感，增加影片的厚重与对生活的沉思。戚牧接近何悯鸿，逐个离间她与欢乐颂姐妹的关系，骗取她无条件的信任，直至何悯鸿未婚先孕，顺水推舟提出结婚，将其带到寒酸的出租屋，逼走保姆，让何悯鸿“甘之若饴”地照看重病的母亲。这条故事线显然是对PUA精神控制教科书般的展示，但是经由“箭垛”人物何悯鸿展现出来，加上其他四美的衬托，竟有何悯鸿“自讨苦吃”“自作自受”的观感。而戚牧和母亲租住的老破小，又十分“写实”地体现出戚牧作为一个外表光鲜的白领，承受着实际生活的不堪。都市打工人的真实处境竟然通过一个操纵女性的反面形象反映出来，而收入还不及戚牧的几位女性角色，即便身处各种麻烦，经济上有时甚至入不敷出，还能在环境雅致的高档住宅中相互串门，其乐融融。戚牧及其身后老破小张牙舞爪的“真实”，只用于警醒误入歧途的“恋爱脑”女性，而其余更深层次的“真实”，则被挡在了温馨又悬浮的欢乐颂之外。